“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谨慎，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太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件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作者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面前：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架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很长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首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到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搞搞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回收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回到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把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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