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宇轩全国两会报道
“催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之一。
多位代表委员提议，逐步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通过这一举措促进生育，进而助推人口均衡发展。
“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并不是首次在全国两会上被提及，但此前并未真正实现。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夕，北京市医保局发布通知，迈出了破冰的一步，首次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将于3月26日开始实施。
北京市的这一举措备受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柘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宋静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一步或许预示着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即将在全国范围逐步推行。
人口困局下，辅助生殖依然不温不火
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后，促进生育多次成为舆论焦点，而“辅助生殖纳入医保”被认为是助力手段之一。因为过去这些年，在人口增长放缓的同时，不孕不育率也在增长。
中国人口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仅为3%。这意味着，每6～8对夫妇中就有1对遭遇不孕不育问题。
这些人群都必需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吗？其实并非如此。不孕不育发病率因国家、民族和地区不同存在差别，其治疗手段多样，通过生活方式改变、心理治疗、药物、手术治疗等可以使多数患者成功妊娠。2021年12月，国家卫健委答复人大代表的建议时透露，需要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不孕不育者比例不到20%。这一部分人成为该技术的刚需人群。
长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虽然备受公众关注，但真正选择治疗的人数比例却不高。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8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参考数据》显示，全国接受体外受精治疗的周期数仅有108.22万，每百万人口中仅有775个周期。这与前述患者数量有着不小差距。
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周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所在医院是厦门市为数不多的可以完全开展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的医疗机构，但也没有出现“一号难求”的火爆景象，技术开展十余年来，每年的治疗周期约为800个，逐年变化也不大。
宋静表示，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现状或与认知不足、治疗费用较高、孕龄人群生育意愿等因素有关。结合目前人口增长不及预期的局面，以及不断攀升的不孕不育率，她认为，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对这一技术覆盖更广泛的不孕不育人群十分必要。
能完全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数量有限
今年全国两会，宋静将北京市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举措作为案据写入了书面建议，她认为，应“逐步”“逐项”将该技术纳入医保。全国人大代表、济南市人民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刘英才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周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作为该领域的资深医生，她也希望不孕治疗能够纳入医保。
尽管呼声颇高，但实际情况是，基层能够完全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数量十分有限。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20年，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从451家增加到536家，人类精子库从23家增加到27家。但在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中，能够完全开展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供精人工授精技术、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5项技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并不多。
以河南为例，据宋静调研，河南当地具备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医院大多在省级医院，地市级医院具备资质的很少，县级医院更加少见。周颖所在的福建厦门，能完全开展辅助生殖的医院数量同样有限。宋静认为，机构资质审批门槛高是基层医院少有开展这项技术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对机构严格评审也不可偏废。
去年，有代表委员提议扩大机构准入、降低辅助生殖成本。国家卫健委答复称，辅助生殖技术涉及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必须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医疗机构内开展，并进行严格准入和监管，确保全程规范实施。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和人工授精两大类，除对机构做出基本资质要求以外，还对在编人员、场所设备等做出了专业要求。
在编人员方面，前者要求专职技术人员不得少于12人，后者要求不少于5人，均包括临床医师、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护士等，对相关人员的执业能力也做了详尽要求；场所设备上，前者要求包括候精液处理室、超声室、胚胎培养室、取卵室、体外受精实验室、胚胎移植室等至少13项场所，后者要求有B超室、人工授精实验室、授精室等至少6项，并分别要求配置15项和11项专业设备。
要跨过这样的审批门槛，对于一些基层医院而言显然不是易事。据周颖介绍，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2009年开始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初期筹办就耗资过亿，人员配备也以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目前该科室有专业技术人员17名，其中博士5人，硕士11人。周颖认为，这样的高标准投入并不枉费，审批的高门槛正是对这项技术医疗质量的保障。
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迈出第一步
医保资金紧张是辅助生殖未能及早纳入医保的原因之一。
此前，对于将辅助生殖费用纳入医保的建议，国家医保局曾先后两次答复。
2020年9月，国家医保局答复称“目前尚不具备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条件”。国家医保局认为，当时社会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特别是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水平较低。2019年医保人均筹资仅800元左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还是立足于为群众提供基本疾病治疗保障，着力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2021年8月，情况有所改观，医保局再次答复“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支付范围”，并称“将进一步会同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完善政策”。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北京市率先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举措让大家看到了曙光。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孙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此次北京市纳入医保的项目，包括体外授精、胚胎培养等16个项目，其中两项是人工授精，一项是二代试管婴儿，三项是三代试管婴儿，其余为胚胎储存等项目。目前中国的试管婴儿单周期平均花费在35000元至45000元，不包括第三代试管婴儿。这次进入医保覆盖的是8000元至11000元的实验室技术。即做一个试管婴儿最高能报销11000元，最低能报销8000元。
（妇产科医生在执行单精子冷冻操作。）
长期以来，在公众印象中，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一直与高收费挂钩，这也是辅助生殖技术被纳入医保的壁垒之一。但周颖表示，根据患者情况的个体差异，并非所有患者都需要做高收费的辅助生殖项目。以用药为例，有的人可能用很少的药，且用药价格较为便宜，简单用药就达到治疗目的；而有的人可能身体状况较差，用药时间长且价格昂贵。根据不同情况，药品费用差别也从一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考虑到对医保资金的高效使用和引导，宋静也在建议中对方案做了可行性的细则描述。她建议，根据夫妇年龄制定报销比例，对于超过35岁的不孕夫妇逐级降低比例；根据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周期类型和花费总额，限定每周期最高报销金额和每对夫妇报销周期数；对有明确致病基因的遗传病家庭，适当增加遗传病家庭前期致病基因诊断和胚胎检测费用的报销比例等。
资本大规模介入辅助生殖赛道
宋静认为，药品、耗材等集中采购，客观上也可以使辅助生殖技术的费用回落至医保可接受的范围内，减轻医保压力。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也传来利好消息。近年随着“二孩政策”“三孩政策”相继落地，资本愈加关注辅助生殖领域，国内辅助生殖相关企业注册数及融资事件数量均有大幅上升。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辅助生殖相关企业共1018家，2020年是企业注册量高峰期，共注册247家企业，同比增长65.8%。四川省以167家企业超过其他省份，其次是福建省、黑龙江省。
融资方面，2021年辅助生殖赛道共发生融资事件12起，披露融资金额为2.54亿元，有8家辅助生殖公司相继完成融资，包括景泽生物、拜尔洛克、瑞柏生物等。其中景泽生物在2021年融资5次，披露融资额超2000万元。单笔披露融资额最高的品牌是韦拓生物，在2021年9月宣布完成亿元C轮融资，披露融资额约1亿元。
资本大规模介入赫然将辅助生殖供给端定义为赛道。宋静认为，随着形势向好发展，辅助生殖领域的国产药品、耗材逐步进入集中采购、纳入医保，价格也必然会降下来。
“过去一个心脏支架动辄上万元，即便国产支架也需要几千元，随着集中采购推行，现在已经降到一千元以内。”宋静表示，“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后，价格降低，既能减轻刚需人群就诊的经济负担，也不至于给医保资金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责编：杨琳